●新论辑录

陆扬：一般认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至少有两点应该质疑。第一是这一理论对社会和文化的变革没有作充分了解。换言之，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列数并且批判了大众文化的现象，却没有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产生，这说明首先它对自己的批判对象就缺乏了解。仅仅说大众文化是工业化的后果是不够的，两者之间更为深入具体的方方面面的关系，还远远没有说清。第二个质疑更尖锐一些。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一些反批判者眼中，不过是表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怨言，怨言的起因是大众文化以及它所带来的大众民主，对知识分子集团历来享有的特权构成了威胁。在壁垒森严的等级社会中，统治阶级虽然参与了大众文化的生产，但文化标准和趣味仲裁的产生及维护，历来是为知识精英加以施行。他们的判断既适用于处优势的特权阶级，也适用于地位谦卑、对高雅文化惟命是从的大众阶级。而大众文化一旦成为消费产品，很自然就为市场规律左右，大众不必再仰仗知识分子的趣味标准来欣赏和享用他们的文化产品了。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反思》，载《文艺报》6月27日

许子东：这里所论“文革小说”，指1977年以后在中国内地写作、发表、出版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小说。作为近二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阅读与诠释“文革”的集体记忆，这些作品主要体现为一种发自“忧国情怀”而进行“历史反省”的叙述模式：它们几乎都描写“文革”灾难前后的“历史”过程，虽普遍采取第一人称心理叙事的“反省”视角，但在“意识流”、时空倒错以及种种剪裁拼贴技巧实验之下，事序的逻辑关系（“历史规律”）十分清晰；结局胜于开端的情节框架，导出“坏事最终变成好事”的意义框架。这些“文革故事”总要从无辜受害者与被同情者的角度叙述，回避了灾难之所以形成的“我们”的责任，这不仅是作家的选择，而且在于读者乐于接受传统的忠奸善恶故事模式。

——《体现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文革小说”的叙事研究》，载《文学评论》第3期

刘晓明：学术界关于杂剧起源的看法，皆以公元829年李德裕的“杂剧丈夫”为最早。然而，根据新发现的《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所引《教坊记》一书中的“杂剧”名目，可知玄宗时期即有杂剧，由此，可考的杂剧历史应向前上溯一个世纪。

杂剧得名之由，在于当时“杂剧”一名所要概括的表演形式特征：该形式属于娱乐性质的杂俗之乐而非正雅之乐，且形式多样，杂七杂八，是谓之“杂”；同时，该形式又包括了戏谑的科白成分，是谓之“剧”，杂剧虽与先秦以来的俳谐杂戏有血缘关系，但仅有此，只能停留在散乐的层面上。

导致杂剧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魏晋之际盛行的论难，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带有诮难戏谑性质的剧谈，从而使表演艺术中增加了对抗性的谐谑诨科这一新的戏剧因素。这是杂剧形成的一个重要源头。

杂剧的初始形态及其演变趋势是：其最初时，“杂”与“剧”并重，此后，“杂”消“剧”长，至宋，杂剧中虽仍有杂戏的内容，但科白剧已成为杂剧的主体。

——《杂剧起源新论》，载《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张梦阳：从鲁迅笔下的阿Q到90年代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贯穿着20世纪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塑造人物典型，接近生活（而非常规的）真实。许三观形象地反映了中国人“求诸内”的传统心理定势和精神机制，从一定哲学高度反映了社会历史的真实。“叙述革命”和文体创新都须“贴”着人物进行，把握“人物第一”的典型原则。在塑造典型的意义上，小说的突破主要在于哲学的突破，哲学又必须通过个体化的人物形象体现，创造典型的难处在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结合部”。